名人墨客去世 朋友圈为何总掀“我们很熟”狂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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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当余光中、杨绛、陈忠实去世,朋友圈为何总掀起“我们很熟”刷屏狂潮?

  12月14日,诗人余光中逝世,和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去世时必将经受的“命运”一样,朋友圈中纪念文章、蜡烛、双手合十、签名、合影层出不穷。还有杨绛、陈忠实、陈映真、汪国真、杨洁……与他们生前的低调相比,去世后朋友圈里热闹的缅怀与悼念“狂欢”,带有那么一点“嘲讽”意味。

  微信公号、出版社、自媒体的积极参与,助推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狂欢,有网友将这类刷屏狂潮戏称为“云戴孝”,尽管一到两天之后,一般就不会有人再度提及;一年之后,人们会渐渐忘记;三五年之后,很难记起。

  未必读过《白鹿原》、除几句由人杜撰的鸡汤段子外不了解杨绛、不知道陈映真是谁、去世前根本不知道杨洁与《西游记》有什么关系、只读过余光中的《乡愁》……尽管如此,转发、点赞、蜡烛、“假装很熟”照例次次不缺席。

  悼念与刷屏当然无可厚非,只是,为什么会这样?

名人墨客去世 朋友圈为何总掀“我们很熟”狂潮

  当哀悼成为一种大众化仪式

  个人感情与情绪已不重要

  19年前,1998年12月19日,作家、学者钱钟书去世。彼时还没有朋友圈和社交媒体,敬仰钱钟书先生的读者们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报纸得知消息后,通过到书店排队购买《围城》来纪念他,据说各大书店中的《围城》一度断货。

▲杨绛与钱钟书。图/视觉中国

▲杨绛与钱钟书。图/视觉中国

  通过买书来纪念一位作家,如今变成网络上的“点蜡”,发布一条朋友圈取代了到书店排队,纪念的过程被缩短了,方式看起来也更简便了。人类的纪念仪式,就这样以简单粗暴的方式,从日常生活被移植到互联网上。

  前信息时代,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,人们无法实时获得他人对自己行为和言论的回应,而在互联网时代,它更轻易地被看见、传播。或许正因为更多人可以看到,他们才会更多地参与到事件中来。根据传播学的理论,一方面媒介利用技术在制造事件,另一方面正因为制造了事件,也更容易影响到人的行动。

  毋庸置疑,技术和互联网,使得这种“哀悼行为”变成一种大众化的集体仪式,而不是个人的感怀。朋友圈的设计恰恰能让你看见那些与你亲近或你选择的人,而如果你不这样做,可能会引起不快。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做出策略性的选择。

  于是在很多情况下,朋友圈的点赞和转发已经变成一种社交礼节,尤其当工作中的领导、同事、合作伙伴也在其中,更容易“秒赞”,表示“我在关注你”或“你对我来说很重要”,而这时发布的内容本身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

  如果将朋友圈“云悼念”名人的行为视作仪式的一种,而你想要加入到这场仪式中去,就必须了解并遵从其中的秩序。欧文·戈夫曼在Interaction Ritual一书中就提到,如果你进入到这个仪式中,就要遵守它所建构的秩序,而如果你违背了这个秩序,就被视为秩序的破坏者,就可能不受欢迎。假如你发反对之辞,就会变成总体环境的冒犯者。

  简而言之,不管有意或无意,一个人可能会为了让你亲近或信任的人看到,或单纯出于礼节性的回应、表达感怀,加入到这场“转发、纪念、哀悼”的集体仪式中来。大部分加入这场仪式的人,为规避被排斥的“风险”,或本着“逝者为大”的原则,一般会选择成为秩序的顺从者,只表达个人感受或强调好的一面,不做批判。

  朋友圈的表演性质

  人人都是演员的“全民表演”时代

  1956年,已经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欧文·戈夫曼(Erving Goffman)根据一项在设得兰群岛一个佃农社区所做的实地研究资料,写成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》一书。

  这位美国社会学家、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,在书中讨论了日常社会生活情境中,个体通过对他人表演,引导别人对自己形成印象的方式。戈夫曼认为,日常生活和戏剧一样,剧本、舞台、表演者与观众四者必不可少——剧本是由社会制度、法律条文、组织规定、道德与社会规范框定的;舞台是生活中遇到的不同场合和和情境;表演者和观众(被戈夫曼称作“剧班”)是表演过程中相互协作配合的个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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