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栏·孟晖|李贺苦吟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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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栏·孟晖|李贺苦吟图受唐代诗人如白居易“诗筒”、李贺“古锦囊”做法的启发,宋代文人普遍把诗筒列为必备文具之一,彼时的绘画创作将诗筒提炼成具有符号性质的图像或说“画样”,只要画中出现有诗筒,就意味着在大自然中陶冶诗思这一层意义。

上海博物馆藏《寒林策蹇图》

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南宋佚名画家所作的人物画册页,定名为《寒林策蹇图》。有理由推测,这一作品其实是在表现李贺苦吟的故事。

李商隐所作《李贺小传》讲述道:“能苦吟疾书……每旦日出,与诸公游,未尝得题然后为诗,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。恒从小奚奴,骑距驴,背一古破锦囊,遇有所得,即书投囊中……上灯与食,长吉从婢取书,妍墨叠纸,足成之,投他囊中。非大醉及吊丧日,率如此。过亦不复省,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。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,所至或时有著,随弃之。”率性自然、系情于诗的创作却不为名利所累,李贺留给后人的是这样一个理想的诗人形象。他惯于“苦吟”,但这苦吟并非为作诗而作诗,因此从不肯接受“主题先行”的拘束。相反,“苦吟”采用的是一种貌似散漫实际却全身心专注的创作方式,被誉为“鬼才”的诗人骑驴出行时,会让小奴仆背负一只旧锦囊跟随在后,脑海中随时灵光闪动,便立刻把涌跳出的诗句写下来,扔到囊中。当晚归家之后,再将这些才情的碎片整理成篇。然后却又将之闲置不理了,任由他人从囊中窃走,据为己有。

《寒林策蹇图》中,一位成年男子骑驴缓行于地老天荒之中,只有一个小僮相随在后,一手提着只长筒,另一手裹着袖头掩在鼻前,显得不胜寒冻。这一描绘恰与《李贺小传》“恒从小奚奴,骑距驴,背一古破锦囊”的叙述相符。童仆手中所携长筒上有一块方补丁,显然,创作者以这种处理作为对于“古破锦囊”的示意。如此,这一作品显然具有明确的意图,即表现李贺苦吟的典故。因此,此画其实应命名为《李贺苦吟图》或《李长吉苦吟图》。

值得欣赏的是,画中“李贺”的衣着乃是唐代士人的标准常服,穿上领袍,围革带,蹬高靿靴。出于御寒之需,他的头上围裹了一条硕大的幅巾,不过,创作者细致地勾画出,“李贺”在幅巾之下仍然按照唐时习惯戴着幞头,幞头的冠部与两只后脚将幅巾撑起,轮廓清晰。在这些细节上,宋代画家特有的严谨让人流连玩味,爱慕不已。

梁楷 《八高僧故事图卷》(部分)

另外需注意的细节则是小童手中所提长筒。观察宋元作品即可发现,从宋代开始,绘画中,每每在文人身后,都会有仆从提着有索、带盖的长方或圆形长筒相随。最能说明问题的或许是梁楷《八高僧故事图》中,白居易身后有男仆提着一只长圆筒。这类长筒呈现为大致相同的形式,即一条长索兜底而起,纵贯一只长筒两侧对称的系列贯耳,最后在筒盖上方合系成提索。

阎立本《步辇图》

有趣的是,《步辇图》中,吐蕃使者禄东赞腰带上垂挂着一只带有罩盖的长方形皮筒,从观画人的角度可以看到,筒侧一路设有细管,由挂绳从管中穿过。看来,筒身两侧穿系挂绳的形式最初是为适应游牧民族生活的方便而产生。实际上,初唐时代百官悬挂在腰带上的“算袋”正是这东西。不过,到了宋代,如此形式的筒袋已经演化为文人的“诗筒”。受唐代诗人如白居易“诗筒”、李贺“古锦囊”做法的启发,宋代文人普遍把诗筒列为必备文具之一,放置诗笺以及灵感忽降时吟成的零散章句、诗文草稿,平时将之置于书案上,外出游玩或旅行时,一般是由仆人负责提在手中或挂在担头,也可以吊系于马秋带或乘轿的扶手上。

根据这一现实情况,彼时的绘画创作将诗筒提炼成具有符号性质的图像或说“画样”,一旦涉及士大夫远离庙堂、山林自放的场面,往往就会附上一个提诗筒的仆人。反过来说,只要画中出现有诗筒,也就意味着在大自然中陶冶诗思这一层意义。典型如南宋画作《春宴图》中的一个片段,柳树下,一位文人正在展读手中的书笺,树后有一位小仆松开一只诗筒上的襻索,打开筒盖,从中拿取物品。

《李贺苦吟图》中,小童仆所提长圆筒恰恰由一条长索兜底而起,纵贯两侧。因此,创作这一画面的细心画家乃是搬用了当时流行的画样,以常见的诗筒加一块补丁代表史料中提到的“古破锦囊”。这一细节却催人感慨,“诗筒”自宋代起在文化生活中的真实流行,以及作为画样在艺术中的频繁露面,恰恰展示,李贺独特的创作方法被后代文人深加推崇,定型成一种被广泛实践的模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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